德意志,是对现在德国的别称,来源于古德语,最早出现在公元8世纪,原指生活在法兰克王国东部,流行在莱茵河右岸日耳曼部落与罗曼语相对的一种民间方言,9世纪中叶开始成为使用这一语言的日耳曼人的代名词,11世纪后开始被特指德意志国家和人民。
德意志民族的国家雏形出现在距今大约一千多年以前,提起德意志国家的形成,我们就不得不首先提及一下8世纪末形成的查理曼帝国,查理曼帝国是在罗马帝国解体后,由大举南下的日耳曼部落在日耳曼文明和罗马文明的基础上,建立的帝国,其鼎盛时期的领土面积包括包括整个中欧、意大利、瑞士和法国。查理曼大帝死后,其后代对于领土分割问题产生分歧,导致连年战乱,再加上长期发生的蛮族入侵,导致缺乏统一基础的帝国很快走向了政治分裂,帝国解体后,以帝国东部疆土为核心的东部法兰克王国成为早期德意志国家的雏形。
(相关资料图)
查理曼帝国分裂
德意志国家最初由五大部族公国-萨克森、法兰克尼亚、士瓦本、巴伐利亚和洛林发展而来,到10世纪中叶,随着统一王权的兴起,开始演变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家实体,其领土大致包括今天的荷兰、德国、瑞士和奥地利。
皇权衰落,导致帝国政治分裂936年,奥托一世(936-973年)即位,在占领了意大利北部后,于962年在罗马加冕称帝,东法兰克王国改称罗马帝国,13世纪后改称“神圣罗马帝国”,到15世纪正式定名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帝国从一开始就有名无实,取得罗马皇帝之名但没有罗马皇帝之实,并没有得到统治意大利的权力,相反,却因承担相应的义务,分散了对德国本土的统治力量。从奥托一世开始,历代德意志国王都在谋求对意大利的统治权,但也因此与罗马教皇之间产生了越来越突出的矛盾。这种冲突在11世纪中期以后以争夺教会圣职的“叙任权斗争”而达到高潮,斗争的双方正是教皇和皇帝。到12、13世纪又演变为控制北意大利城市和争取南部西西里统治权的斗争。斗争的结局导致了德国王权的全面崩溃,建立统一帝国的希望也随之破灭。
奥托一世画像
从1254年起,德意志出现了持续时间长达19年的“大空位时期”(1254-1273),这期间各路诸侯混战不休,竞相把帝国土地据为己有,其政治势力也迅速增长,已经达到了能左右皇位继承的地步,直到1273年,才在教皇的游说下,由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一世(1273-1292)登上帝位,“消失”许久的神圣罗马帝国才再度出现。
上台后的鲁道夫一世欲重建帝国的统一,但此时的德意志已经变成了诸侯各自为政的时期,国家已经由一个统一的国家实体逐渐变为一个松散的公国联盟,德国皇位的产生也变成了由七位大诸侯通过选举的方式来确定,这时的皇帝已经是一个虚位,没有任何实权。同时各地诸侯为了维护自己既得利益,规定拥有对自己领地的最高统治权;实行长子继承制并且不得被分割,皇帝无权干涉;皇帝赐给的城市或任何人的权力,如损害了诸侯的利益,均属无效。
颁布《黄金诏书》
以上这些内容在1356年查理四世(1347-1378)时期颁布的《黄金诏书》中得到确认。《黄金诏书》的颁布是对中世纪德意志封建割据局面的承认,在德意志这片土地上一下出现了几百个小国,它以德意志分裂为代价,让教皇和各诸侯获得了巨大利益,也成为维持德意志永久分裂的法律,注定了德意志开始了六百余年无法统一的命运。而此时的欧洲其他国家却是一个民族国家相继建立的时代,与德意志民族的分裂割据局面正好相反。德意志民族最后也落得个“后起的民族”之名。
两种新势力的对峙,加剧分裂德意志的政治分裂可以说是皇权与教权斗争的产物,作为获胜一方的教皇,他们因为教权胜过皇权而欢欣鼓舞,开始迷恋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欧洲各国君主,并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不断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以教皇为首的教廷正在发挥超出以往的政治威力。教皇的这种权势在格列高利七世(1073-1085)和英诺森三世(1198-1216)时期曾达到最高峰。
教皇本该肩负拯救灵魂的精神使命,但因为他们过度痴迷追求财富和政治权力,过分的维护自身利益,导致对普通民众的精神号召力越来越低,在叙任权之争后,享有了250年政治优势的教皇权威也开始渐渐衰弱。
皇权与教权纷争
16世纪初,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教皇开始受到越来越多宗教改革者的抨击,因教权与皇权问题突出,很快让德国成为了这次宗教改革的中心。马丁·路德(1483-1546)率先发起对教会的反叛,随着路德教的出现,德国迅速掀起了一场反教权的运动,用了仅不到10年的时间就粉碎了教皇一统天下的局面,面对教权的衰落,德皇认为将皇权和教权集于一身的时机来临,转而与过去的对手教皇合作,最后却与教皇一同分享了教权的衰落。德皇未能利用这次民族复兴的机会重振王权,统一德意志,也让皇权沦落为一个教派的领袖,不再是统一的象征。
马丁·路德演说
1546年起,以“施马尔卡登同盟”著称的新教诸侯与以皇帝为首的天主教同盟之间的矛盾,迅速成为主要矛盾,进而发展成为一场局部战争。皇帝查理五世(1519-1556)为恢复天主教的传统地位,全力镇压新教的叛乱,但在国内外反对势力的强烈干预下,天主教同盟最终失败。双方在1555年签订《奥格斯堡宗教合约》,以“教随国定”的原则,达成暂时妥协。
依据“教随国定”的原则,每个邦国都可以选择自己的信仰,路德新教获得了与天主教平等的合法地位,合约是皇帝对各诸侯的又一次巨大让步,新教诸侯也借此赢得与皇帝分庭抗礼的法律依据。从此,德意志彻底变成了一个两种势力相互对峙的国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对抗冲突,敌对阵营的关系不断加剧,到17世纪初,波西米亚的纠纷彻底演变为灾难性的三十年战争。
三十年战争三十年战争(1618-1648),是在德意志土地上发生的,它既是德国的内战,同时也是外国势力争夺欧洲霸权的战争。战争以宗教纷争为起点,战争的一方是新教诸侯支持的波西米亚,也就是现在的捷克,另一方是以哈布斯堡家族为代表的皇权和天主教同盟。而反哈布斯堡家族的国际力量的真正组织者是法国,法国首相、红衣教主黎世留(1586-1642)一直奉行削弱哈布斯堡家族的政策,他以历代教主所标榜的“尊重德意志自古以来的自由”为由,广泛组织反哈布斯堡同盟,并在德国新教诸侯初战失利的形势下,先后在幕后策动丹麦和瑞典发动两次大规模入侵德国的战争。
三十年战争
瑞典军队在战争初期,迅速横扫了德意志的北部地区,对皇帝构成重大威胁。德意志皇帝被迫起用捷克名将瓦伦斯坦(1583-1634)组织反击,与此同时,在1635年德皇与信奉新教的德意志各邦国达成妥协,签订《布拉格合约》,企图孤立入侵的瑞典军队。而此时的瑞典军队方面也很快因国王古斯塔夫二世(1611-1632)在吕岑战役中的阵亡受到严重削弱,最终在德意志皇帝和西班牙联军的联合夹击下失败。而后,法国为了避免失败,开始联合瑞典向德意志和西班牙联军发动了新的攻势,旷日持久的战争又持续了13年,直到1648年10月,精疲力竭的双方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才正式宣告战争的结束。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阵亡
《威斯塔法利亚和约》的签订,让法国占了德意志西部富饶的地区;瑞典取得了波罗的海南岸大片土地,控制了流向波罗的海的奥得河、易北河和威悉河河口;荷兰人也脱离帝国统治,控制了莱茵河和斯凯尔特河下游两岸地区;瑞士则获得了永久中立国地位。德意志帝国领土范围的大幅缩小,成为神圣罗马帝国走向解体的开始。
签署威斯塔法利亚和约
但与领土变更相比,对德意志产生的影响更为巨大的却是合同所规定的帝国新结构。德意志一下分裂成三百多个小邦和一千多处骑士领地,而这些地方在一定程度上都成为独立的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很多诸侯邦国已拥有实施外交和缔结国际条约的独立权力。没有三百多个诸侯、教士和自由城市代表组成的帝国议会的同意,皇帝不能立法、征税、征兵、宣战或媾和。但由于在诸多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帝国议会也同皇帝一样毫无权威,自1663年讨论过土耳其人进军多瑙河的事情以来,这个议会之后从未在召开过,但也没有解散,因此也让它成为”永恒的帝国议会“,直到1806年随帝国解体而终结。
除了以上,帝国还因许多邦国君主身兼外国国王而加速了衰落,勃兰登堡诸侯在1701年成为普鲁士国王,汉诺威诸侯在1714年继承了英国王位,波兰王位曾被两代萨克森诸侯继承,而身居皇位的哈布斯堡家族从三十年战争后就是波西米亚世袭国王。
三十年战争后的德意志
以上的种种利益冲突,让任何建立统一帝国政府的企图都成了不可能。在此之后大约150年里,残存的帝国逐步为一个松散的国家联盟,而皇帝也仅仅是一个任人摆布的角色。分裂的德意志,由于长期不能发挥国家的作用,已由一个政治概念演变为地理名词。随着时间的推移,统一国家的消失,德意志人的心理也开始发生了变化,由统一的德意志民族情感逐渐变成了邦国情感和地方情感。以至于19世纪中期在德国坐火车旅行的人们,经常会发现一种奇特的现象,那就是每隔一两个钟头,士兵的制服和铁道栅栏上的条纹颜色就会改变,实际上他已经从一个小邦进入另一个国度。
在文化领域,面对英国、荷兰、法国日新月异的文化繁荣和经济发展,长期萧条不振的德意志,变成了一个缄默的国家。与其西邻灿烂高雅的文化成就相比,德意志已经成为欧洲一个相对落后的部分。
边缘地区,德意志民族复苏的希望面对大西洋沿岸各个国家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德意志民族这种缄默注定不会长久持续下去,潜伏在德意志人心灵深处的统一的愿望和民族情感将再度复苏,在摆脱了复制古代帝国模式的束缚后,德意志多元文明结构所蕴含的社会变异潜力,也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发挥。
即将发生的新变化,并不是起源于传统帝国的核心地区,而是在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在帝国东北边陲一片贫瘠土地上。它所处的边缘地位以及长期斗争形成的竞争活力,更容易让它成为一个突破传统帝国模式限制,快速走上变革道路的地方,这就是在三十年战争后成长起来的军事色彩浓厚的普鲁士。
普鲁士地图
位于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地区,是一个远离帝国有效控制的边缘地带,也是一个受到传统德意志观念影响最少的地区,这种地缘关系也让普鲁士成为德意志一个更容易接受新变革的地区,也正是这种原因,让它在德意志最为混乱的时期,默默的发展起来。由于普鲁士的出现,人们已经在旧帝国的残垣断壁中,看到了一个与旧帝国体制迥然不同的新的国家结构和君主国的新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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